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一案再审改判的法理分析

2019-04-15 16:57

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一案再审改判的法理分析

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一案再审改判的法理分析

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一案再审改判的法理分析

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一案再审改判的法理分析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案件审理过程回顾}

案再审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政策,依法纠正涉产权和企业家冤错案件的又一重大事件。此案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可谓历尽波折,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等人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日被正式逮捕;2006年初佛山市公安局完成对顾案的侦查,移送佛山市检察院起诉;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于2006年11月和12月两次开庭审理。2008年1月30日,佛山中院一审判决顾雏军共获三项罪名: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660万元;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金20万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680万元。顾雏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4月10日,广东省高院对顾雏军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顾雏军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对顾雏军等人虚报注册资本罪,一审和二审均审理查明:2001年顾雏军决定设立以顾雏军和其父为股东的顺德格林柯尔公司,同年10月22日,顺德格林柯尔凭借广东省原顺德市容桂镇政府(后更名为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担保函,在未验资与评估的情况下完成公司设立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因该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12亿元,其中无形资产9亿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75%,远远高于当时《公司法》规定的无形资产最高出资比例为20%的规定,故原顺德市工商部门不予核准年检,后根据容桂区办事处出具的函件,工商部门核准了顺德格林柯尔的年检。同时容桂区办事处要求顺德格林柯尔公司务必于2002年11月30日之前严格按照企业工商登记注册的规范要求,完善注册登记手续。为调整这一注册资本结构,完善登记手续,使无形资产的占比达到《公司法》所要求的20%限额,在变更登记的过程中,顾雏军等人采取来回转帐的方式用6.6亿元的不实货币资本置换了55%的无形资产,被置换的6.6亿元转作了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一审和二审法院均判定顾雏军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 。

2012年9月6日,顾雏军被提前释放,同月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将由第一巡回法庭提审顾雏军一案。2018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并与2019年4月10日进行了宣判。对顾雏军等人的虚报注册资本行为,再审认为此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规定,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笔者赞同再审的审理结果,再审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理论价值。理由如下:

一、从法律价值看,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评价在不断降低

首先,社会对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容忍度提高。

虚报注册资本罪是建立在1993年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资本法定最低限额制和资本实缴制基础之上的,随后几十年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迅速壮大。虚报注册资本更多是为了营造公司的商业形象、经济实力而虚夸注册资本,这种违法行为并不会导致公司成立的无效。且公司资本不过是公司成立时注册登记的一个抽象的数额,而决不是公司任何时候都实际拥有的资产,资本不过是公司资产演变的一个起点,是一段历史,是一种观念和象征,是一个静止的符号或数字。注册资本仅仅是一个账面数字,它不过是表明了股东已经按协议履行了其对公司的出资义务,而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反映公司的资信状况。实践证明,资本信用的神话已经被打破,公司的资本并不能真实反映公司的偿债能力和对债权人保护的程度,尤其不能反映资本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源、经营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等对公司经营发展的巨大贡献。随着公司资本制度的逐渐完善,资本信用向着资产信用过渡,人们会越来越关注公司的动态经营,综合衡量公司的经营实力,而不再仅仅看公司工商登记或营业执照上静态的注册资本。因此社会对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容忍度显著提高,相应地,对此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评价显著降低,对其科处刑罚有失公正。

其次,我国公司注册资本制度不断改革,降低了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违法性。

时代在发展,价值观念在改变,法益条件也随之改变,法律规定自然也要作出相应改变。为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公司法》几经修订,一再改革公司资本制度,降低公司注册门槛。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公司资本制度的建立几乎是同步的。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同时也为公司资本制度奠定了基础。而在此之前,因为避讳“资本主义”,均将公司资本称为公司资金或注册资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在我国开始形成,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出现,使我国的企业立法尤其是外资法不得不与国际惯例靠拢,1979 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率先采用了“注册资本制”,突破了单一的注册资金制,但内资企业则依然坚守“注册资金制”,从而形成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分别适用注册资金和注册资本的双轨并存的局面,其用心可谓良苦。1993年《公司法》采用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严格贯彻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三大原则。在这样的立法理念指导下,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无形资本的比例以及严格的出资形式,如要求投资人一次性足额缴纳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最低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1000万元。以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购买力来看,注册公司门槛之高可见一斑,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2005年《公司法》大修时开始下调公司注册门槛,本着便利公司设立和运行的原则,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取消了按照公司经营内容区分最低注册资本额的规定;允许公司按照规定的比例在两年内分期缴清出资,投资公司在5年内缴足;将最低注册资本额降为人民币3万元;规定全体股东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30%以上,相应提高了无形资产的出资比例,最高可达70%。2005年《公司法》的这些改变,体现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由法定资本制向授权资本制的过渡,修改后的公司资本制度使成立公司更加灵活高效,大大便利了投资者。而2013年《公司法》修订本着由侧重交易安全转向注重交易效率、由过度行政干预到加强公司自治的理念,不仅删除了关于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一般性规定,彻底取消了对出资方式的比例限制,而且将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由此我国公司授权资本制正式确立。

作者:江北之窗 来源:江北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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